相对于管理和收获，播种是轻松的。田间管理极其琐碎，间苗、补苗、浇水，锄草、打药、追肥，爸爸妈妈除了春节前后能清闲几天，一年到头都是耗在地里。
印象中最轻松的活就是间苗、补苗和拔草、撒“六六粉”，我和妹妹都干过。
间苗、补苗是玉米地里的活儿，就是玉米苗长到一拃高的时候，过于密集的地方拔去几棵，太稀疏的地方移栽过去几棵，移栽的直接浇上点水，简单地很。
拔草和撒“六六粉”是花生地里的活儿，拔草一般都是在雨后，地里会长出很多野草与花生争肥料，需要及时拔掉。通常就是拔那些高过花生的，拔起后不能直接丢在地里，这些野草生命力强大，落地就生根，都是握在手里带到地头上再扔掉。
撒“六六粉”也很轻松。六六粉其实叫做“粉”，据说研制时实验了次才成功，所以顺势起了这么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老百姓嫌叫着麻烦，约定俗成省去一个六，就叫成了六六粉。
这种农药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在自然界中不易分解，最终大都随食物进入了人体，并因对脂肪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在人体内停留蓄积。我国对六六粉禁用时间较晚且力度不足，很多人体内六六粉的蓄积水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撒六六粉是在花生植株还没长大的时候，操作方式比较独特，将六六粉装进一个纱布包里，用细绳一头系住纱布包的袋口，另一头拴到一根两尺来长的木棍上，然后蜻蜓点水一样，将纱布包在每墩花生上抖一下，就会有些许粉末从纱布里渗漏出来，落到花生上，杀死那些叫做“蜜虫子”的黑点点一样的小虫。
臭名昭著的六六粉只是个例，其实那个年代高效农药的使用并不多，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有许多现在不太常见甚至已经绝迹的昆虫，那时却是成群结队。现在德洋家新屋东边那条南北走向的土路，单干以后貌似被两旁的田地蚕食了很多，以前挺宽的一条路，路两侧全是老榆树，每年夏天都栖息着成千上万的“轰轰子”，猛力一蹬树干，无数花生米大小的黑色的甲虫便腾空飞起，黑压压的一片，伴随着“嗡嗡”的响声。晚上，经常有人带着手电筒或者马灯去捉，用不了多久就能捉半脸盆。回来加点盐煮熟，跟吃知了猴差不多，奢侈点的就用油炸，味道更好。
学校后面的大沟里长满了刺槐灌木，里面生活着许许多多的豆虫，长短粗细都跟大人的手指差不多，通体绿色，带着黄白色的暗纹，隐藏在茂密的绿叶间不太容易发现。豆虫炒着吃炸着吃都很美味，我有个同学叫德闲，他奶奶用豆虫包的包子让我怀念至今，每次想起来都给老太太点赞。
现在豆虫很少见了，饭店偶尔能见到，都是人工养殖的，价格挺贵不说，还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我最喜欢的是豆地里的地黄，它的皮不像豆虫那么厚，油炸后喷香酥脆，口感极好，写到这里时，我不由自主地舌下生津，回味无穷。
当然还有知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回忆童年时不说一下粘知了绝对是差评。
我们粘知了的武器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是“面筋”，抓一把生麦粒，放在嘴里不断地嚼，清理出麸皮和残渣，就能得到一块弹力十足的面筋，再把面筋夹进树叶，塞到胳肢窝下捂一会儿，面筋就会变得很粘。粘知了的杆子我们通常会选用细长的竹杆，杆头再加接上一根细细的腊条，然后把面筋在腊条头上缠裹成花生米大小的一坨。发现知了后，慢慢擎起竹杆，悄无声息地把那坨面筋向知了探过去，到了跟前便猛地一戳，粘住知了的翅膀。知了尖叫着扑楞着翅膀拼命挣扎，却被粘得结结实实无法逃脱。
我们都会带着一根缝衣针，穿着一根长长的线，线的末端系着一小截草棍作为“挡头儿”，知了从面筋上取下后就用缝衣针扎透胸部，穿到线上。那时知了多，我家菜园边上有一棵高大的“知了树”，上面的知了更是开会一样，聚着大堆，那是我秘而不宣的固定场地，每次原地不动窝儿就能斩获长长的一串。每个孩子粘知了时都非常投入，满脸的专注，前进后退时绊了跟头甚至掉进沟里都不稀奇，老师看到了必定气不打一处来，惋惜我们没把这个劲头儿用到学习上。
除了面筋，我们的另一种武器是塑料袋儿，用一根铁丝曲成一个带把的圆圈儿，把塑料袋儿的袋口固定到铁环上，再把铁环绑到杆子上，做成一个加长版的捕虫网，发现知了后把铁环探过去迅速一扣，知了仓惶起飞，正好撞进塑料袋儿，像没头的苍蝇，东一头西一头扑腾一番，便乖乖做了俘虏。
有时候，大人也逮知了，不过他们的方法更加简单粗暴，他们都是晚上出来逮，在知了多的地方生起一堆火，然后挨棵树摇晃，知了受惊飞起，本能地冲向火光，如一颗颗小石子噼哩啪啦向地上撞。这种方法我们也会，但我们从不采用，我们更享受粘知了的过程。
知了的吃法比较单一，就是油炸，大多数人家舍不得油，基本都是炒着吃。我曾祖母弥留之际，爷爷和爸爸问她想吃点什么，曾祖母毫不迟疑地说要吃知了。我和本家堂弟忠法一会儿就粘回了一串，奶奶用油炸了，端到曾祖母跟前。老人不需人喂，自己慢腾腾地剥开知了背后的鞍甲，只吃那一点点嫩肉。吃下三四个后，曾祖母停了手，这位毕生体面、88岁时还挪着小脚上山割草喂兔子的世纪老人，深深地看着她的满堂儿孙，半晌，无疾而终。
又跑题。咱们接着说庄稼活儿。相对于间苗、拔草这些活儿，锄草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强度都要大一些，我跟着爸爸妈妈锄过几次。锄草都是在花生和玉米很小的时候，下锄要准，不能锄了庄稼苗，脚步要稳，不能踩到垄上，这些都不是难事，手脚慢点就能避免，关键是爸爸总是挑太阳最毒的中午锄草，这样草锄掉会被太阳直接晒死。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确实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除了这些，我更多的是负责后勤工作，单干后兔子不养了，主要是喂猪、放羊和做饭、送饭，为了节省时间，爸爸妈妈农忙季节都是在地里吃午饭，吃完了接着干。那时家里连只水壶都没有，都是用瓦罐盛着凉白开，罐口扣着一只碗，一张白皮包袱包着一个铝盆，盆里通常盛着几个馒头和一碗咸菜条，有时也会蒸一钵子虾酱，能吃好几天。麦收、秋收大忙时会加上两个自家腌的咸鸡蛋或者半碗肥肉炒面酱。
偶尔我会“拨拉”一盆疙瘩汤给爸爸妈妈改善生活，肉不一定有，但肯定要切上碧绿的韭菜，打上金黄的鸡蛋，爸爸妈妈会像过节一样吃得特别开心。南森把疙瘩汤的烹制称之为“拨拉”，是疙瘩汤固定搭配的专用动词。
如果我和妹妹不能送饭，他们早晨下地的时候就会直接带着中午饭，中午就在地里吃凉的。好在那时假期多，除了暑假和寒假还有麦假、秋假，很贴近农村生活，农忙时节我们的后勤服务基本能跟上。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大多数老师是民办老师，家里也种着不少地，不考虑学生也得考虑老师们。我们家的晚饭也有特色，总是特别晚，爸爸妈妈几乎天天披星戴月，
经常是我和妹妹写完作业瞌睡了他们才收工回家。
在我干过的所有农活中，最让人崩溃的是玉米地耧氨水。我只干过一次，那滋味如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玉米地耧氨水不能用牲口，牛马庞大的身躯根本进不了玉米地，只能靠人力，前面一个人拉，后面一个人扶着耧车。
图为播种耧车，氯水耧车与此大同小异
氨水耧结构简单，耧车上固定着一个带严密盖子的大皮囊，里面灌装着氨水，底部伸出一根胶皮软管，别在耧犁背面的凹槽里，犁头开出沟，氨水同时施入地下。
那次是因为妈妈生病，我特地请了假，自告奋勇去帮爸爸。时间大约是暑假前夕，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玉米差不多跟我一样高。我不会扶耧车，掌控不住深度和方向，只能套着绳子在前面拉。
天气本来就热，玉米地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最让人抓狂的是必须穿长袖衣服，否则玉米叶子拉到胳膊上又痛又刺挠，我裸露的手背就被划出了血珠子。我一边奋力拉着耧一边想着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感觉他们也比我舒服！咬牙切齿地耧完一皮囊，本以为可以借灌装时喘口气，不料氨水激荡时那酸爽的气味直接让我怀疑人生，憋气没憋住，呛得咳嗽到上不来气，眼泪鼻涕流了一脸。稍不留神氨水还会溅到身上，这玩意对皮肤有腐蚀作用，最郁闷的是溅到手上，擦汗时一不小心弄到眼里，哪怕是一星半点也足以让眼睛刺痛到睁不开。
耧氨水让我对农民这个职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畏惧和排斥，下定决心哪怕是有一线出路也不能回农村种地。然而当我把目光投向爸爸时，他依旧是一副不紧不慢、波澜不惊的样子，我肃然起敬的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到底多大的苦难历练才让他的神经变成了钢丝，到底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让他麻木到了从容！
苹果园打药的活我没干过，但我知道，那同样是让人崩溃的恶梦。果园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打药，一年来来回回没个七八次下不来。
果树都是矮化的新品种，虽然为修剪和采摘带来了便利，但严重压缩了空气流通空间，底层的一条条枝杈缀满苹果，几乎垂到地面上。同时，随着果树一年年长大，树冠也在刻意的牵引整形中不断膨胀，树与树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犬牙交错起来。盛夏季节，果园枝繁叶茂，密不透风。爸爸妈妈打药时，在果树间穿行起来非常困难，不时地需要弯腰低头，甚至趴到地上。他们经常连口罩都不戴，更谈不上别的防护。其实不光是我的父母，南森的乡亲们长年累月在果园和葡萄地里打药，很少看到有人戴口罩，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爸爸妈妈顶着蒸笼般的高温，背着喷雾器在狭小的缝隙中腾挪着，空气中充斥着药雾，药液和汗水浸透衣服和头发，整个人像是刚捞出的落汤鸡。口鼻的吸入，皮肤的接触，看似平常的打药充满了危险。我妈妈体质不行，抵抗力差，先后发生过两次中毒，医院送得及时，两次都平安脱险。除了中毒，皮肤过敏甚至溃烂更是家常便饭，确确实实是拿命在拼。
相比之下，浇地没有这么劳累和危险。那时候，南森家家都有几节抽水灌溉的管子，通常是草绿色的软管，一节二十米，闲置时卷成一盘一盘的，在平房里摞起来。这管子应该不便宜，各家拥有的数量都不太多，浇离平塘近的地够得着就行，至于离平塘远的，必须两家合伙才够用。
抽水除了按时计费还需要排队，大家一拥而上同时抽水平塘顶不住。人们都提前铺好管子等着，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什么时候排上号什么时候开始抽，错过了就得重新挨号。我记得浇地时爸爸妈妈经常成宿不回家，黑灯瞎火的，扛着铁锹在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回奔走。折腾一宿，第二天该干啥干啥。也许正是紊乱的作息，使爸爸妈妈都具备随时打盹儿的强大回血功能，我经常看见妈妈坐在灶前烧火时，做顿饭功夫能打好几个盹儿，最神奇的是，她总能在需要添柴时及时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