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15]卷帙浩繁，取材丰富，保存了很多清代地名资料，内容广泛，其中涉及清代地名沿革及有关典章制度等记载，大都不见于其他文献，有重要史料价值，发掘和利用这一宝藏，对于丰富和深化清代地名研究不无益处。(1)乾隆处理地名问题态度谨慎，注意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不轻易改动，从而在客观上维护了地名的稳定性。乾隆五十三年(公元年)正月，当清朝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后，在处理台湾善后问题时，闽浙总督福康安等上奏：“‘台湾’二字似应另赐嘉名”。乾隆答复“所奏殊可不必”。他认为：“台湾地方，自圣祖平定后，设立府县，即以‘台湾’命名，沿用至今，其土语与字音偶有诋误之年，亦无甚关系，况并未之前闻，自不当轻议更改。即此时更改他名，而‘台湾’二字沿袭已久人亦必仍称旧名，是即更改亦属无谓”。并且指出，前次将诸罗县改名嘉义，是出于特殊的*治上考虑，不能为例，驳回了福康安等的请求。乾隆五十五年(公元年)6月，御史谢清问条陈更改郡县名目，略称：河南祥符、浙江绍兴俱系宋代年号，宜加酌改云云。在乾隆看来，“历朝郡县定名，或因山川名胜，纪事纪时，取义虽各不同，在约皆选择吉祥字样，赐以嘉名。祥符、绍兴郡县即沿袭宋真宗、高宗年号，有何不协?有何关涉?而必须亟为更改乎!”至于有人谈到“以霸州‘霸’字为非正术，藁城‘藁’字《礼记》作‘乾’；大理、临安等府，师宗、弥勒等县，系属唐、宋土酋三改之号，均应酌易”等等，“尤为荒诞不经”。“此等郡县名号相沿已久，指不胜屈，岂能一一追溯肇锡之由。若如该御史所称，皆宜考证定名，则天下郡县不下数千，纷纷更易，有是理耶!”乾隆在这类问题上不为诌言所动，反映他处在盛世仍能保持清醒的*治头脑。历史上有过王莽等滥改地名的教训，乾隆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比这些昏君略胜一筹。[16](2)整顿民族地名是乾隆朝地名工作的一个重点，成果也最显著，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汉文记载里，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译名“舛误鄙俚之字，不一而足”。满族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这个问题自然十分敏感，乾隆多次利用纂史修志的机会，责成馆臣采用新译。乾隆三十七年(公元年)四月谕：“历代诸史向敕馆臣校删，嘉惠海内，近从《辽》、《金》、《元》之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氏生之手，或一人而两传，或一地而数名。至于释义对音动成乖舛，因命重加厘正，务极精详”。乾隆四十年(公元年)五月谕：“又《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伪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为“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训。今《辽》、《金》、《元》史已命*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伪谬，见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东北是满族的故乡，清朝的发祥地，乾隆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