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土耳其摄影家、被誉为“伊斯坦布尔之眼”的阿拉·古勒（AraGüler），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90岁。
阿拉·古勒是土耳其最知名的摄影师，也是第一位成为被美国杂志摄影师协会（ASMP）会员的土耳其人。此外，年，他获得德国“徕卡大师”奖；在年英国出版的《英国摄影年鉴》中，阿拉·古勒被评为“世界七大摄影师之一”。
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最喜欢的摄影师，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的大量图片就来自于阿拉·古勒。在帕慕克看来——
“阿拉·古勒最伟大的成就，是为上百万的人保存了这个城市丰富而诗意的视觉记忆。每次我细细观看古勒的伊斯坦布尔照片时，我都会有一种奔回书桌去书写这个城市的冲动。”
阿拉·古勒生前一直在用影像记录“失落的伊斯坦布尔”，他认为现在年轻人们所知道的伊斯坦布尔“是垃圾”，这座城市的诗意和浪漫都已经迷失了。
阿拉·古勒（AraGüler）
撰文
萧轶
土耳其的视觉编年史家
年8月16日，阿拉·古勒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基督教亚美尼亚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药店，但却拥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让阿拉·古勒从小就跟艺术界有了很深的交往，这也鼓励了他向艺术行业发展的兴趣。
在年轻时代，他希望成为一名编剧，这样就可以借助父亲电影界的朋友一起合作拍摄电影了。阿拉·古勒曾在现代土耳其戏剧创始人MuhsinErturul的指导下，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戏剧专业，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不久后，阿拉·古勒放弃了电影业，转向了新闻行业。
右为阿拉·古勒
年，阿拉·古勒在土耳其报纸YeniIstanbul担任摄影记者，并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他跳槽到另一家报纸Hürriyet担任摄影师。年，美国杂志公司Time-Life在土耳其开设了分部，阿拉·古勒成为Time-Life的首席记者，是该杂志的第一位近东记者。年，完成兵役后，又转任土耳其杂志Hayat担任其摄影部门负责人。同时，他也为其他国际媒体提供摄影作品。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与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成为了好朋友，并加入了玛格南图片社。
阿拉·古勒（AraGüler）
早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古勒就前往肯尼亚、新几内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其他城市等国家进行摄影任务。他的摄影作品也被当时的著名作家当作插图来使用，并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展中获得展出邀请，同时也刊登在各种国际杂志上。年，他的作品已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德国科隆Photokina博览会上展出。两年后，他在德国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专辑《Türkei》。此外，年，阿拉·古勒还指导了一部以一战期间把土耳其卷入战场的德国巡洋舰为主题的纪录片《英雄的终结》。
阿拉·古勒摄影集封面
20世纪70年代，阿拉·古勒还采访了大量的艺术家和政治家，他采访和拍摄的艺术家有巴勃罗·毕加索、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马克·夏加尔、萨尔瓦多·达利等人，作家学者有约翰·伯格、伯特兰·罗素等人，摄影师有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伊莫金·坎宁安等人，歌唱家有玛丽亚·卡拉斯等人，政治家有温斯顿·丘吉尔、威利·勃兰特、英迪拉·甘地等人。
他的作品被法国国家图书馆、纽约乔治·伊斯曼博物馆、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等国际博物馆所收藏。早在年，阿拉·古勒就已是“徕卡大师奖”得主，之后获颁的荣誉包括土耳其的“世纪摄影师”、“文化艺术大奖”，法国的“国家荣誉勋章”以及美国的“露西终生成就奖”，并于年获得土耳其文化艺术大奖。编著有《生活在土耳其》等多部摄影作品。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时代里，阿拉·古勒的摄影为伊斯坦布尔不断消逝的城市生活做了大量的保存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人生，去寻求记录“失落的伊斯坦布尔”，并认为那段逝去的伊斯坦布尔岁月早已不为当下的年轻人所知了。
“他们所知道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垃圾，”他说，“这个城市的诗意、浪漫和审美方面都已经迷失了。我理解伊斯坦布尔的气味。伊斯坦布尔成了我的主题，因为我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并且非常了解这个地方。但我所知道的伟大文化已经消失了。”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对于很多人来说，阿拉·古勒的作品注入了伊斯坦布尔独特的“呼愁”气质，认为他的摄影作品比任何其他摄影师更为精准地捕捉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灵魂，他也因用黑白的摄影作品呈现了伊斯坦布尔的独特形象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在阿拉·古勒自己看来，“我摄影作品最重要的元素便是人的存在，提供有关人的记忆，特别是他们的生活及遭遇。”他自称是“视觉历史学家”，也因此被称为土耳其的“视觉编年史家”。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彩色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最爱的摄影师
实际上，由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创办的《摄影家》杂志早在年6月号上，就专门介绍过土耳其摄影家阿拉·古勒。但，阿拉·古勒的名声依旧只存在于摄影界。很多中国读者知道阿拉·古勒，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与阿拉·古勒合影，帕穆克为土耳其当代小说家，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
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帕慕克选用的照片也大部分是阿拉·古勒的摄影作品。他甚至说“挑选这些照片使我重温了写这本书时经历的激动与困惑。”帕慕克以文字记录伊斯坦布尔，阿拉·古勒则以镜头记录下伊斯坦布尔曾经的记忆：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便道、店铺和脏兮兮的废弃工厂，船只、马车、巴士、云霭、私人及公共出租车、楼房、大桥、烟囱、薄雾和人，还有藏在这些下面很难一眼看透的灵魂——没有哪儿的伊斯坦布尔能比在阿拉·古勒的照片里保存、记录和保护得更好了。
所以，在年，帕慕克开始为《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收集一些自己没有拍摄到的照片时，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拉·古勒。
“古勒的伊斯坦布尔照片提醒我，这座城市已历经多少的沧桑巨变，同时又有多少仍然亘古长存。”帕慕克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也看到了秩序、纪律及权威的观念与因贫穷而生的无序无助、技术匮乏之间的对立。这些是古勒许多伊斯坦布尔照片的核心要素。”
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珍藏纪念版：《我的名字叫红》《新人生》《白色城堡》《别样的色彩》《雪》五本随后上市，其余作品的珍藏版也在筹备中。另两部与帕慕克有关的作品，《纯真的物件》与由奥尔罕·帕慕克作序的《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将在明年推出中文版。
阿拉·古勒的摄影与帕慕克的书写，构成了世界对伊斯坦布尔的想象，都体现了对时代和情感的完美诠释。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帕慕克写道——
“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地，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阿拉·古勒借助黑白相见的摄影作品，也勾勒出奥斯曼帝国的余晖和叹息，为土耳其和世界留下了独特的文化乡愁。
阿拉·古勒伊斯坦布尔摄影作品
光影伊斯坦布尔
撰文
奥尔罕·帕慕克
20世纪70年代，我满怀忧伤走过的伊斯坦布尔那些后街小巷，在我看来是极度贫穷和破败的。我的脑袋只会把这些地方和内心的忧伤，而非幸福联系在一起。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作者：奥尔罕·帕穆克
译者：何佩桦
版本：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4月
原本，我行走在这些街巷里，为的是找到我在灵魂深处感知的东西，就像去触摸它、去感受它的物性一样。再者，在行走的过程中，如果我掏出相机开始拍摄后街的照片，那么我会感觉自己像是那里的一个游客、一个外国人。我行走在这些街道上，是为了属于那里，而不是为了拍着照片远离那里。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年，我开始为此书（《伊斯坦布尔》）收集当时自己没有拍摄的照片。当然，我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拉·古勒（AraGüler）。
在儿时的60年代，我就认识著名摄影家古勒，因为他拍摄的照片发表在我姨父担任主管兼首席作家的《生活》（Hayat）周刊上，因此我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此外，阿拉·古勒不仅是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土耳其的摄影家，从毕加索到希区柯克，他还拍摄了20世纪最优秀的创作者的美妙肖像照。年夏天，当他为《世界报》的副刊封面第一次来家里为我拍照时，我42岁。那天，我对自己说“这下我真的是作家了”。因为被阿拉·古勒拍照，让我感到自己将作为作家载入史册不被遗忘。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就像我们面对丰富而又复杂的所有艺术作品一样，当我们欣赏阿拉·古勒拍摄的照片时，我们无法马上说出它们为何那么好。（阿拉·古勒就像很多现代摄影家一样，总是喜欢说照片并非艺术作品。）我喜欢久久地欣赏这些伊斯坦布尔的黑白照片，不仅是为了此书或者《纯真博物馆》，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视觉享受和快乐。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阿拉·古勒度过他人生多数时光的家，那个离加拉塔萨雷广场两步之遥、今天充当阿拉·古勒档案馆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一有机会就会过去欣赏伊斯坦布尔老照片的档案天堂。（我希望，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这个建筑，日后成为一座成功的阿拉·古勒博物馆和档案馆。）
阿拉·古勒摄影作品
我发现，看着阿拉·古勒的照片时，城市、街道、风景向我们传递的一些基本情感—忧伤、疲惫、卑微、谦恭—通常也会出现在它们前面的人或者人们的表情里。阿拉·古勒有时仍然会对我说：“你喜欢我的照片，是因为它们让你想起了童年。”
而我则会告诉他，我喜欢他的照片是因为它们的美好。于是，我们开始谈论美好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当然，美好和城市风景等概念和我们的记忆是相互交织的，而此书正是这种关系的产物。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萧轶；整理、编辑：安安。图片、“光影伊斯坦布尔”文字整理自《伊斯坦布尔》，由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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